“他们向您提起过我？”希尔维娅反应了过来，“啊，是因为我那时候大概还在维也纳读我的音乐学位的缘故。”
“是的。”多纳尼律师点头，“所以我更无法理解您的婚事难以理解。”
“这么说吧，多纳尼律师。我的未婚夫是我的祖母选的，一位法国伯爵的儿子。那时候一战还没有开始呢。”
“啊，他没有见过您，甚至可能没有听过您的名字和您的消息。对啊，这样就说得通了，否则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多纳尼律师笑道，“所以您的家族也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什么反应，因为对于您和您的家庭而言，他是个顶着名字的陌生人。他死的时候，您几岁？”
“十六岁。我在一所贵族女校读书。您知道的，在学校里结交值得结交的人，学会和人打交道——这是老贵族们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原因。”希尔维娅道，“收到他死亡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同学们拿这件事情开了我好久的玩笑。”
多纳尼律师笑道：“在贵族高中读书的时候，同学们的八卦是我们最喜欢的话题。我不知道女孩子们会不会好一点，但在我读书的文理中学，纪律严格，天天喊着‘克己、朴素、服从’，我们饿着肚子做晨礼，天天都在学习，一点自由时间都没有。互相开同学们的玩笑是我们唯一能干的了。”
“请恕我冒昧，律师，这听起来有点像集中营的生活。”希尔维娅玩笑般地说。
“所以我的内弟给我写信时——”多纳尼律师顺着她的话往下说，“抱歉，我不该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情，您把它忘了吧。”
希尔维娅环视一眼四周，她挑的位置在房间的一角，靠近钢琴，但非常偏僻：“您不用担心我，多纳尼律师。我想没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的。而且，我也很奇怪，一个品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学者为什么会被关起来。”
“朋霍费尔和‘白玫瑰组织’有关联。”多纳尼律师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悲伤，“比起那对可怜的兄妹，朋霍费尔已经算是幸运儿了。可惜”
他提到的“白玫瑰组织”是慕尼黑大学师生形成的反纳粹小集团，最为突出的是23岁的汉斯和他的妹妹索菲——他们印发大量反纳粹的传单，在校园里发放。但不幸被人告密，这兄妹俩都被盖世太保逮捕。他们在“人民法庭”上义正言辞地质疑纳粹所谓的胜利。之后，被以“叛国罪”砍头。
“纳粹的集中营里关押着大量这样的牧师，有的人甚至连原因都不知道。我在想，如果我去求教廷或者主教们出手询问，会不会有帮助。”
“我劝您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多纳尼律师严正地说，“我作为一个司法部的官员这样跟您说，您明白吗？您会因此被送上‘人民法庭’，然后被作为同情者和叛国者处死的。”
他叹了口气：“如果您，您真的很想知道，或者您的朋友里有这些人的亲属，您可以托人递张条子给我，我帮您查一查。但是，大部分的人的档案都不清不楚的。毕竟，他们很多人是由党卫队直接逮捕的。党卫队的档案只有帝国保安总局内部最清楚，他们不用给外人们审阅——”
“那司法的意义何在呢？”希尔维娅问。
多纳尼律师看着她：“您真是一位非常敏锐的女性，这个问题我也无数次地问过自己。但是我不能直接给您我的答案——对您而言，这太危险了。”
他向希尔维娅鞠了个躬，大步地向房间的另外一边走去。
希尔维娅明显地察觉到，这位律师也在贵族们那些个秘密的反纳粹集团之中。为了避嫌，她和其他的贵妇人们在一起消磨时间。她一贯亲和、温柔，很得贵妇们的喜欢。
◎作者有话要说：
今天查资料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多纳尼律师的儿子就是着名的指挥大师多纳尼，他指挥过克利夫兰交响乐团。有人说他是“演绎20世纪音乐的权威”。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牧师，20世纪最为杰出的德国神学家之一，也是着名的论理学家。他在《狱中书简》里提到过“愚蠢的人比邪恶的人更可怕”的观点，非常发人深省。我个人认为，他和多纳尼律师，都可谓是看透了纳粹政权的本质的人。
bytheway德国的贵族中学很多和《死亡诗社》里那个学校怪像的。二战时奥匈帝国末代皇后济塔的哥哥，帕尔马公爵萨维尔被投入达豪集中营，后来生还，他说自己在贵族中学时就学会了忍饥挨饿和吃各种苦头，为之后的集中营生活做好了准备。
因为疫情不能出门的日子，推荐大家可以再看看《死亡诗社》消磨时间？或者如果大家有资源的话，可以找找苏联的《等到星期一》也是关于教育的~
◎某种意义上，舒伦堡信任施季里茨，甚至把施季里茨作为他的朋友。这是他这种地位的人才能拥有的一种任性。◎
晚上六点半，施季里茨穿着墨绿色的西装，出现在他的上司舒伦堡的办公室门口。
五分钟之后，舒伦堡穿着蓝条纹的单排扣西装，一边低声和副官说着什么，一边推开了门。
“区队长。”施季里茨向他立正问候，略去了“元首万岁”以及纳粹礼——舒伦堡本人很讨厌这种军队式的礼节。事实上，就连“立正问候”这种礼节，如果不是施季里茨本人非要坚持的话，他也会一概免去的。
舒伦堡是个三十多岁的美男子，出生在德法边境，是个法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一开始对纳粹工作没有什么兴趣——他在大学里最喜欢的教授是个犹太人，还时常嘲笑希特勒的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