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希尔维娅在华盛顿的陆军研究所工作。在那里工作的人们大都富有激情和学识，卡尔·霍夫兰教授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在陆军研究所小组被撤销的饯别会上，他已经拿出了回耶鲁工作的规划。
而希尔维娅则在收拾行装，她的下一站是纽伦堡。美国军方将她的论文设为机密，给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她不许公开发表。这使她错失了以此充当博士论文的可能。同时，因为她拒绝了归化美国国籍的要求，美国军方也不给她提供任何工作的机会。
卡尔·霍夫兰教授对此心怀愧疚，他为此和美国军方做了多次交涉，最终给希尔维娅争取到了临时少校的头衔——而负责纽伦堡监狱的精神医生道格拉斯·凯利也只有少校头衔。
但卡尔·霍夫兰的理由是理直气壮的：“既然你们能授予法国女歌手临时少校头衔，那么多一个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希尔维娅十分感谢他为她做的一切，因为卡尔·霍夫兰唱了白脸，她就能以一种温和从容的态度和美国军方打交道，他们给予她想要的一切，甚至考虑保留她的一部分安全许可，便于她“为了研究”随时查阅战犯的资料和档案。
当离开华盛顿的飞机开始起飞的时候，希尔维娅开始思考纽伦堡：
纽伦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佩格尼兹河上横跨着四百年前修建的桥梁，房屋高大耸立，有着红瓦的屋顶，山墙上的木质雕像使得这座城市宛如童话。事实上，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原本就发生在这里。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还统治着德国的时候，这里就是他们统治的中心城市。在过去数年之间，另外一位独裁者，德国的“伟大元首”希特勒，把纽伦堡作为他和他的纳粹党召开大会的地点。
但是当希尔维娅·威廷根施坦因的飞机从纽伦堡上空飞过的时候，她几乎认不出这块平地是着名的纽伦堡。同行的美军官员转过头来告诉这位金发碧眼的迷人女士：“是的，女士，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在2月份的时候，美军轰炸部队轰炸了这座城市。该城百分之十一被摧毁，在十三万的当地居民中，只有一万七千人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在四十五万的总人口中，只有十万人活了下来，还有三万人长眠在了废墟下。
希尔维娅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奇怪的恶臭。这里没有电、公共用水、公共交通、电话、邮政、电报设施，更别说政府在这座城的西边，幸存下一座巨大的，令人不快的建筑——司法大厦，它曾经是巴伐利亚省政府的法院。
而数天之后，这里将要开始一场漫长的审判。后来的人，把这一次审判称为“世纪大审判”。
希尔维娅在纽伦堡见到的第一个人是阿尔伯特·戈林，他在大战结束之后自愿向美国人投降，但得到的待遇是被投入监狱。他正在为自己喋喋不休地辩护着，说自己曾经因为反纳粹被逮捕过四次，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他的话语因为希尔维娅走进来的声音变了调子，他惊讶地打量着这位熟悉的女士，因为她并未穿着大多数平民审判人员所采用的没有官阶和肩章的制服，而是穿着美军的制服。
“我可以为他的事迹作证。”希尔维娅对一边的审判官道。
审判官员们打量着希尔维娅，他们警惕这个穿着自己军装的瑞士人。但他们不得不和她合作，因为她是为数不多可以随时切换德语和英语的人，同时亲自参与了纳粹后期的大部分议和行动。
负责纽伦堡审判的大法官杰克逊想让她担任自己的法官助理，但这个想法一被提出来，就被美国人自己否决了，他们认为女性不能担任这样重要的公职——“那些战犯会为此耻笑我们的！”
希尔维娅本人也不愿意在纽伦堡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这有违她来到纽伦堡的初衷：“我是来做研究的，对于法律并不在行。”
道格拉斯·凯利少校本人倒是对希尔维娅的到来非常高兴，作为德国犯人们的精神医生，他本人不会讲德语，而戈林这样的战犯也不愿意用英语和他交谈。他需要一个搞心理学又会说德语的人做他的助手，但他对希尔维娅并不满意：“我不能找一个普鲁士贵族出身的女人来做这个工作。”
希尔维娅哑然失笑，她甚至不知道凯利少校鄙视的是她的普鲁士贵族出身，还是她的女性身份。不过，暂时，她还是能以翻译的身份留在纽伦堡。
◎作者有话要说：
战争终于结束了。
法国女歌手当临时少校确有其事，纽伦堡审判基本都是历史事实，当时的社会氛围，基本是不会让女性在纽伦堡法庭里担任官职，大部分参与的女士都是秘书或者辅助人员。希尔维娅如果不是有临时少校的头衔和陆军研究所的保证，也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参与进来。
◎‘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一副主人的样子；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昂首阔步，根本不管谁是主人。’◎
希尔维娅很快就发现，在纽伦堡，她的德国姓氏、女性身份、瑞士国籍和美军军装构成了一个可怕的矛盾体，她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和友谊。来到纽伦堡的第二天，她就把军装换成了整洁的裙装。
有这种感觉的不止她自己，在到纽伦堡的第二个月，当她和往常一样在纽伦堡大饭店独自吃饭时，她听到邻桌有人抱怨：“这里不欢迎中立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