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首先从机动能力谈起。以战争论为例，看一下前铁路时代的欧洲陆军行军能力。
良好气候，中等路况下的师纵队行军：
一日四普里（30公里）————强行军
一日三普里（22。5公里）————常行军
一日二普里（15公里）————长途行军
以上是吊打全世界的欧洲军队，陆地调兵的速度。
而海运的速度呢？
盖伦帆船的平均航速是四节，一昼夜可以航行约180公里。是常行军速度的八倍，强行军速度的六倍，是飞夺泸定桥速度的一点五倍！
假如敌军主力距离登陆点二百公里以上，大英陆军至少在十天内是有行动自由的。这个时间足以抢夺至少一个港口，控制足够大的区域，拥有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一切意味着建立了战略桥头堡。在很多时候，这甚至已经足以决定战争的结局。
而且，即使是没有战略突然性的情况下在桥头堡地域陷入苦战，海权一方在建立桥头堡的过程中，投入预备队的速度也是远远快于抗登陆一方的。冷战期间被北约视为梦魇的华约多梯队叠加的优势，当年是属于海权的。
也就是说，我大英根本无须像美国一样，在和平年代维持战略桥头堡性质的盟友。和平年代外交灵活度极高，战争时期战略灵活度极高。
这就是前铁路时代的海权帝国的第一点优势：
拥有不可阻挡的战略登陆能力，可以批量制造诺曼底式战略登陆。
并且，哪怕是战略级桥头堡，照样可以想丢就丢打了就跑。
由此，哪怕仅仅由于海权的存在，就可以牵制大量的敌军在滨海地区，使其丧失机动兵力。
第二点优势，是在滨海地区，海权帝国的陆军在战役层面也是占有巨大优势的。
首先，前铁路时代的行军，对战斗力有巨大影响。
以下来自战争论：行军对军队的损害作用很大，因此必须把它当作可以同战斗相提并论的一个特殊因素。
请想一想，一个士兵在野外泥泞的道路上淋着大雨背着沉重的背囊行军时生病，身体受到的损害比在营房里生病大得多。一个士兵即使在野营中生了病，也还可以立刻被送到附近的村镇去，不至完全得不到治疗。但在行军中生了病，却得不到任何护理，要先在路旁躺几小时，然后成为掉队者，远离部队几普里支撑着病体前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轻病变成了重病，又有多少重病变成了不治之症！试想，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和炎炎烈日下，即使是一次适度的行军，也会使士兵感到酷热难当，使他们由于极度口渴而狂饮生水，因而患病甚至死亡。
在战区外作长途旅次行军时，尽管行军的条件通常比较好，每人的损失比较小，但是，最轻的病号通常也会长时间地丢在后边，因为他们刚刚康复的身体，不可能赶上不断前进的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骑兵中受鞍伤的马匹和蹶马会不断地增多。辎重也会有一部分遭到损坏。因此，常常可以看到，一支军队连续行军一百普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以后，就会显著地受到削弱，特别是马匹和车辆的损失更为严重。
其次，海权一方在后勤上有巨大优势。
前铁路时代，陆军的补给是建立在就地征粮的基础上的。陆运是维持不了大军的补给线的，兵多奈何？
这时候海权一方的优势又来了，因为海运是可以维系大军补给线的。海权一方在作战时机的选择余地上拥有巨大的主动权。
更损一点的话，还可以先吃一遍，派军队沿一条路吃过去，接敌后沿第二条路吃回来。最后以逸待劳，与长途行军后损耗严重补给缺乏的敌军决战。
这就是第二个结论，海权帝国陆军在滨海区域，不惧任何所谓陆军强国。
然而这两条优势在铁路大规模普及后，都没有了。巅峰大英的两支手陆军和海军，只剩下了海军一只手。